“自赎”之说:正确认识宫体诗的价值
  
  论起宫体诗,常人的印象似乎多是齐梁以来弥漫于诗坛的恶浊空气,像闻先生所说“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求满足”的宫廷艳情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裸呈狂”。然而笔者在此便有疑惑,那闻先生“自赎”一词便犹值得玩味。所谓自赎,是一种蜕化,是从朽陈的母体中蜕出新的生命。它的前提是,母体只是朽陈而非腐坏,因此宫体诗必有其存世与审美的价值,不能以“世风败坏”一概而论。为了正确认识宫体诗的价值,笔者对宫体诗作了相关探讨。
  
  谈起宫体诗,有一人不得不提,那便是简文帝萧纲。萧纲自言“少好文章”,其本人的文学素养也不弱。29岁的萧纲愤于懦钝,阐缓的诗风,在《与湘东王书》中加以批判:“比见京师文体,懦钝非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同样在《与湘东王书》里,他对诗的本质作了自己的解答,即“吟情咏性”。因此,便没必要堆砌典故,把诗写得像《内则》、《酒诰》似得枯燥乏味。他主张诗的美学价值和个人体悟,倒是“诗言志”、“诗缘情”的确定与净化。正是萧纲这套“宫体诗学”,让诗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点点向生活,向审美,向娱乐人生和人感情需要的方向移位。
  
  萧纲在《戒当阳公大心书》中有个有趣的表达:“立身先须严谨,文章且须放荡”。有文学史观点以为,这是提倡摹色情的理论主张,是通过淫声媚态的宫体诗以满足心理的需求。而笔者以为不妥。“放荡”一词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不能就此曲解。
  
  首先,《戒当阳公大心书》是萧纲在儿子13岁任郢州刺史就藩时告诫儿子的信,在此语境下“放荡”照今义理解似为不妥。其次,《汉书•东方朔传》载其“指意放荡”;《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世说新语》载刘伶“肆意放荡”。结合其余“放荡”的语境,或可推测萧纲所指“放荡”意为创作时情感大胆袒露,语言表达不受束缚,想象自由驰骋。这便是“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萧纲割裂了立身与文章,因此文学道德边界的游移便更为容易。《咏内人昼眠》之类的历来为人诟病的香艳之作只是萧纲作为丈夫生活的一部分,无关淫靡与色情。且宫体诗中亦不乏清新之作。然则一来后世附庸者不解其意,尽搞些庸俗变态的情趣,二来宫体诗到底多流于轻艳,柔靡缓弱,《玉台新咏》也多为言情之作,才流至初唐便朽陈了起来。闻先生认识到了这点,所以用了“自赎”一词。其实若说起来,那么文学也一直在自赎。
  
  闻先生认为宫体诗自赎的重要表现是“颓废中注入生机”,诗境从蜣螂转丸式的低下本能一跃至哲思乃至庄严的宇宙意识,为此举了卢照龄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戴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来举证。笔者对这个观点尚存疑虑。其一,举证的三诗是否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在学界仍存在争议。因此举证并不力。其二,笔者主观以为,宇宙意识与对人世的探求并无境界高下之分,走向世俗是宫体诗的特点,不喜欢没关系,可无法排斥世俗。精神的天问,世俗的图画,一切艺术的真实,我们都需要。
  
  诗与诗人:孰生孰死
  
  闻先生对诗人及其诗的专题研究是《杂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杂论》共研究了四杰、陈子昂、孟浩然、杜甫、贾岛,另阐述了其对英译太白诗的看法。先生始终把诗人和诗放入时代的语境中去解构,这尤为可贵。笔者以为,诗人永远在戴着时代的镣铐跳舞。谈到时代,总有人会带着文化进化论的观点看文学的演进。笔者以为,所谓文化进化论实为大谬!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与时代的发展并非完全同步的。下文笔者将举读过闻先生文章后对诗与诗人的思考。
  
  诗人是诗的创作者,谈起诗,不免会去了解作者。诗的风格是诗人人格的体现,闻先生在《杂论》中正是通过分析、揣摩诗人的人格形成与特征来阐释诗歌风格特征的。而人格是一个人全面完整的自我,和自我精神解构的完整表现,是自我与社会的统一,因此诗人的人格是时代玉成的。闻先生既关注诗人的个性,又联系时代思潮、社会背景、文化氛围来阐述其社会文化人格,从而向读者展现一个相对完整的诗人。闻先生重点论述的杜甫、孟浩然、贾岛、陈子昂,其实就代表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人格。即以杜甫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型人格,以孟浩然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型人格,以贾岛为代表的佛家思想型人格。积极与消极、入世与出世、魏阙与江湖、有为与无为等等矛盾以及矛盾的消解,此种矛盾人格下卑怯、虚伪、遗世独立的文化性格,兼济天下,独善其身的矛盾行为方式,均是因几种文化思想形成的人格冲突所致。因此诗人是在时间里活着,这种矛盾和冲突通过诗来消解和排遣,诗不死,因此轻而易举地能引起后世同喜同悲者的共鸣。
  
  然笔者仍有惑未解,从创作端来说,正如诗表现的只是矛盾人格的一个侧面,那么通过分析诗人来分析诗的方法是否确当?是否也会造成过度解读等问题?从流传端来说,诗的流传中难免有亡佚、讹误甚至伪作,那这种分析方法便失去了意义。
  
  从接受端来说,笔者倒是挺赞同“作者已死”的观点,阅读都是读者再创造的过程,有时读者所谓“神交古人”的共鸣只是一种一厢情愿,我们无法通过诗抵达诗人的终端,自然再通过诗人再次看诗便也有误会和曲解。正如闻先生在《杂论》中所举的关于陈子昂的评价,既有“无忌惮之小人”、“不知有节义廉耻事”之评,又有“譬之荡姬佚女,以色艺冠世,而不可以礼法绳之者也”的时代的宽容。诗与诗人,孰死孰生,的确值得我们的深思。
  
  《杂论》读完,在思考和赞叹闻先生鞭辟入里的言语和其史家关照之余,笔者仍有未解的问题。在《孟浩然》一文中,闻先生对孟浩然归隐原因的认识似乎缺乏举证,似乎过多地强调了家乡历史地理背景在造成孟浩然终身归隐中所起的作用。
  
  再者,孟浩然毕生虽然基本在隐居中度过,但闻先生在文中说明他的内心却是矛盾、甚至痛苦的。实际也应是吧。在《书怀贻京邑同好》中,他曾向朋辈诉说自已命运不达:“三十既成立,磋吁命不通”,业于诉说生活的困窘后写道:“感激逐弹冠,安能守固穷?”清楚地表现了对仕途的热望和期待朋友援引的心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句,也分明是切盼巫相张九龄汲引提挚之意。
  
  然闻先生又在文中谈到孟浩然的基本隐逸的态度使他没有多少矛盾,当进退的矛盾基本得以化解后,也就不需要诗来排解了。所以孟浩然的诗就不多了。真正的孟浩然冲淡了诗。“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的诗,”这实际是“诗的孟浩然”了。这是否与闻先生之前的论述矛盾?
  
  (完)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生